文化经纬乐在外语中吴捷

每当新年或新学期来临,总会有不少人将学习外语设为目标。通晓一种外国语言,可以令人脑筋活络,视角新颖,灵感与之俱来,世界因之变容。世人学外语,原因和目的五花八门。比如我学英语和法语,是因为不学就无法毕业;学日语,原本只是想听懂日语歌曲;学韩语则纯因好奇,想知道那些像甜甜圈和面包棍的符号是什么意思(学后方知,它们只是表音的字母)。后来,我能够用外语读写听说,外语知识带来的快乐和力量,远远超越了学外语的初衷。

英国作家、《三人同舟》的作者Jerome K. Jerome在自传中说,想在外国过宁静的生活,只需掌握当地语言的二十个动词、一百个名词、十几个形容词和代词就足矣。确实,如果仅为旅行,何妨学一些日常会话,因为词汇简单,也不必纠结语法,鹦鹉学舌,蜻蜓点水,易如反掌。别人还在因为餐馆没有WIFI、连不上谷歌翻译而人仰马翻时,你已用当地语言为同行诸君点好了红茶、咖啡、果汁、矿泉水,然后轻呷一口冰凉的可乐,对四面八方抛来的惊喜和恭维浮起一个甜笑。

若是发奋进学,“洗手间在哪里”、“啤酒谢谢”这几把板斧当然不够。做学问贵在视野宽广,能够直接阅读外语文献是求学的第一步。研究生时代,我的一位导师通晓七种语言,还鼓励我多学一门外语,“多多益善!”陈景润在学生时代学了英语、俄语,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后,为尽快读到国外论文,又自学德语、法语、日语、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。“我必须检阅外国资料的尽可能的全部总和,消化前人智慧尽可能不缺的全部果实,而后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解答(1+2)这样的命题。”中学时代在徐迟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中读到这段话,感佩无已。

然而,很多人终生都在与一门外语挣扎,因为用进废退,若非长住外国或有工作之需,平常使用外语的机会并不多。千辛万苦背单词,记三个,忘五个,七零八落。追剧呢,又常被剧情一路吸引,只顾看字幕翻译。看懂外语肥皂剧并不难,而书籍所含信息更密集、更系统,所以读外语书更烧脑、更考验毅力,收获也会更显著。掌握基本语法和词汇后,可以立即攻读外语原著。刘易斯(C. S. Lewis)十五岁时跟从私人教师Kirkpatrick学古希腊语。第一节课,老师一口气将《伊利亚特》一百馀行译为英语,仅稍加解说。译毕,丢给刘易斯一本古希腊语词典,令他温习方才口授章节,之后扬长而去。起初刘易斯亦步亦趋,很快就能够理解原著大意。老师又以同样方式教授德语和意大利语,带他读《浮士德》和《神曲》。写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的吉本在自传中回忆少年时学拉丁语,先将西塞罗的一篇作品翻译为法语,搁置数周后,再将法语译文翻译回拉丁语,最后将自己的拉丁语翻译与西塞罗的原文逐句对照。如此,自修外语的同时还精读了名著。

学生时代,我追慕前贤,学日语未及两年,就霸王硬上弓,挑战井上靖获芥川奖的小说《斗牛》。每晚在图书馆独占一张巨大的原木方桌,“剑拔弩张”,对照刘慕沙的中译,与枝蔓缠绕的长句作车轮大战。井上靖是日本老一辈作家,其作品不像村上春树、梦枕貘等通俗作者的那样轻巧易读,但辛苦读毕,豁然开朗,有登堂入室之感。此后每次回母校,都会去图书馆看望那几张大木桌,在心中问一声:“别来无恙?”

学外语也不必带有任何功利目的,只为求知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推崇eudaimonia,通常译为“幸福”或“快乐”,但它并非某种静止的心理状态,而是以智力活动──主要是求知、思考──为主体构成的充实、至善的人生。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《刀锋》塑造了“人中麟凤”拉里,他通晓法语和拉丁语,已读完法国文学的所有重要作品,并开始自学希腊语、心理学,一切都为“获得知识”。他告诉女友:“你绝对想像不到读《奥德修纪》的原文多么令人兴奋,仿佛你只要踮起脚、伸出手,就能碰到天上的星星……前一两个月我读了斯宾诺莎。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懂得,可是感到非常振奋,就像乘飞机降落在巍峨群山中的一片高原上,四围万籁俱寂,空气非常清新,如佳酿沁人心脾。”

旧时学习外语,连正式课本都没有。康拉德的母语是波兰语,二十岁始学英文,用第一次领到的薪水购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苦读。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《游华记录:わが留学记》回忆,他一九二八年留学北平,请两个旗人教他汉语,用的课本竟是《红楼梦》。如今学外语条件优裕,声光电设备俱全,但技术手段只提供一时便利,无法替代勤奋和恒心。“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。”

尝试静下心来,学好一种外语,将自己的认知圈拓展出新的维度,用不同的语法结构和思维方式观察人生、谈论世故,在大脑中恣意切换声音、符号、文化背景、异域想像,享受单纯的求知过程,由点及面,融会贯通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。